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 632 年）四月，濮水之畔的原野上，晋军后退的步伐扬起漫天尘土。楚军主将子玉望着晋军 “溃逃” 的背影，挥剑下令：“乘胜追击，生擒重耳！” 当楚军追至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军突然转身列阵，先轸的帅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 这场看似狼狈的 “退避三舍”，实则是春秋时期最精妙的战术陷阱。最终，晋军以少胜多击溃楚军，晋文公重耳称霸中原，而导演这一切的先轸，用 “诡道” 改写了战争的规则。
先轸：城濮之战背后的谋略宗师
一、崛起之路：从幕僚到三军统帅
先轸的早年记载寥寥，只知他是晋国大夫先丹木之子，自幼熟读《军志》却不拘泥古法。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引发公子争位，先轸辅佐重耳流亡十九年，在狄国的寒夜里，他曾为重耳分析天下大势：“晋之乱，非独公子之争，实乃列国势力消长之镜。” 这段流亡经历，让他看透了诸侯间的虚伪盟约，也孕育了 “兵不厌诈” 的思想萌芽。
公元前 636 年，重耳归国即位为晋文公，先轸被任命为下军佐。当时的晋国，夹在齐、秦、楚三大强国之间，南有楚国觊觎中原，北有狄人骚扰边境。先轸向文公献策：“欲霸中原，必破楚盟。” 他亲自训练晋军，废除 “战车优先” 的旧制，首创步骑协同战术，令士兵演练 “佯败反击” 的阵法。有老臣质疑：“战争当以礼相待，岂能教人诈术？” 先轸反驳：“礼者，未战之仪也；战者，存亡之道也，岂容迂腐？”
公元前 633 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向晋求救。晋文公犹豫之际，先轸力主出兵：“救宋，一则报流亡之恩，二则可得中原诸侯之心，三则可挫楚之锐气，一举三得。” 他的战略眼光打动了文公，被破格提拔为中军将，执掌三军。出征前，先轸在祖庙誓师：“今日之师，非为逞勇，乃为存晋。凡利于胜者，不拘古法。”
二、城濮诡道：退避三舍里的战术迷宫
城濮之战的核心，是先轸对 “退避三舍” 的精妙运用。战前，晋文公因曾受楚成王恩惠，承诺 “若两军相遇，晋退三舍（九十里）”。当楚军进至曹国，晋军果然后撤，这让子玉更加轻视晋军：“重耳鼠辈，果然畏楚！” 却不知先轸的撤退暗藏三重算计：
诱敌深入：后退九十里至城濮，此地左有丘陵右有沼泽，楚军战车难以展开，而晋军熟悉地形，可设伏兵。
争取道义：履行 “退避三舍” 的承诺，让诸侯看到晋 “守信”，楚 “逼战”，赢得舆论支持。
骄敌士气：连续后退让楚军滋生轻敌之心，子玉果然不顾楚王 “慎战” 的告诫，下令追击。
决战当日，先轸的战术更是颠覆春秋战争的礼仪：
蒙马以虎皮：令下军士兵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冲击楚军右翼的陈、蔡联军。敌军战马见虎皮受惊溃散，晋军轻松突破右翼。
伪遁诱敌：让上军竖起两面大旗假装撤退，下军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溃逃，引诱楚军左翼追击。
中军横击：当楚军左翼进入伏击圈，先轸亲率中军精锐从侧面猛攻，与回师的上军夹击，全歼楚军左翼。
这场战役，晋军以七百乘战车击溃楚军一千四百乘，创造了春秋时期最经典的以少胜多战例。战后，先轸在总结中写道：“楚之败，非力不如，乃智不逮也。彼循礼而我用诈，是以胜。”
三、破礼革命：从 “致师” 到 “诡道” 的战争裂变
先轸的伟大，在于他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的 “礼战” 传统。春秋早期的战争，讲究 “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幼童）”“不擒二毛（老人）”，更有 “致师”（双方各派勇士单挑）的仪式。而先轸认为：“战者，诡道也。若循礼而亡，何礼之有？”
城濮之战中，他的 “诈术” 体现在三个层面：
打破战场规则：传统战争需 “约期而战”，先轸却趁楚军渡河时半渡而击；
混淆虚实信号：用 “伪遁”“蒙马” 等手段制造假象，违背 “兵不厌诚” 的旧俗；
瓦解敌军联盟：战前派人贿赂曹、卫两国，使其退出楚盟，破坏 “伐国不伐盟” 的惯例。
这种变革引发了轩然***。鲁国大夫臧文仲斥责：“先轸弃礼而胜，虽霸必祸。” 但先轸在朝堂上反驳：“三代之礼，适于治世；今日之诈，适于乱世。若守礼而亡国，礼何益哉？” 晋文公最终支持了他：“晋之所以胜，在不失信于天下，更在不泥法于战场。”
先轸的战术创新，直接影响了后世军事思想。《左传》记载他 “谋无不当，举无不胜”，而他提出的 “兵以利动”“避实击虚” 等原则，比《孙子兵法》的 “兵者诡道” 早了近三百年，堪称中国古代诡道战术的鼻祖。
四、兵学溯源：从城濮之战到《孙子兵法》的思想链
先轸的军事实践，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埋下了伏笔。孙武在《计篇》中提出的 “诡道十二法”，几乎都能在城濮之战中找到原型：
“能而示之不能”—— 晋军的 “伪遁”；
“用而示之不用”—— 先轸藏起中军精锐；
“利而诱之”—— 以溃逃引诱楚军左翼；
“乱而取之”—— 趁楚军阵型混乱时横击。
更重要的是，先轸首次系统阐述了 “全胜” 思想。城濮之战后，他力主不追击楚败军，留子玉一命，理由是 “困兽犹斗，追之必伤；纵之，可乱楚政”。果然，子玉归国后自杀，楚国陷入内乱，晋国不费一兵一卒巩固了霸权。这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境界一脉相承。
清代军事家曾国藩曾评价：“先轸之智，在于杂用仁义与诡诈。退避三舍，仁也；蒙马虎皮，诈也。仁以取信，诈以取胜，此兵之正道也。”这种 “仁诈相济” 的思想，正是中国古代军事哲学区别于西方 “纯粹诡道” 的核心特质。
五、现代回响：谋略宗师的当代启示
先轸的军事智慧，在现代战争与竞争中仍焕发活力。1947 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表面 “脱离后方” 的冒险之举，实则如 “退避三舍” 般调动国民党军，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其思维与先轸的诱敌深入异曲同工。
在商业竞争中，“退避三舍” 转化为 “以退为进” 的策略。某国产汽车品牌面对外资品牌的价格战，主动让出低端市场，集中资源研发高端车型，最终实现弯道超车，恰似先轸放弃小利、谋求全局胜利的思路。
更深刻的启示在于 “规则与创新” 的平衡。先轸并非全然否定传统，而是在 “守信”（退避三舍）的前提下创新战术，这对当代国际竞争有重要借鉴：在遵守国际法的框架下，运用灵活策略维护国家利益，既不失道义，又不失主动。
公元前 627 年，先轸因怒怼晋襄公 “纵释秦囚”，当庭 “唾其面”，后在与狄军作战时 “免胄入狄师” 战死，以死谢罪。这位充满矛盾的谋略宗师，用生命诠释了 “勇而有礼” 的真谛。
如今，城濮之战的古战场已化为农田，唯有《左传》中的记载仍在诉说那场改变历史的战役。先轸留给我们的，不仅是 “退避三舍” 的战术案例，更是一种智慧：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懂得何时打破常规，何时坚守底线。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这种应变无穷的军事哲学，正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