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的寒冬，一间仅能遮风的土屋中，70 岁的高允正就着微弱的油灯批阅文书。这位辅佐五帝、官至中书令的重臣，家中却 “布被瓦器，妻儿不免饥寒”。当文成帝派使者暗访时，见他妻子在纺车旁劳作，儿子穿着打补丁的布衣，不禁感叹：“古之廉吏，未若高允。” 渤海高氏家族因这位 “一代廉吏” 而奠定的 “节俭持家，清廉自守” 家训，从北魏延续至明清，在《高氏家乘》中留下 “戒奢崇俭，为官者不得取非分之财” 的铁律。当当代社会面临 “反腐常态化” 与 “家风建设” 的时代命题时，高氏家训中 “以俭养廉，以廉立世” 的智慧，恰如穿越千年的清风，为我们拂去物质的浮躁，指引廉洁文化的实践路径。
高氏家训：节俭持家，清廉自守 —— 渤海高氏的持家之道与廉政文化
一、高允事迹与渤海高氏的廉洁基因
（一）“布被瓦器” 的廉吏典范
北魏太武帝时期，高允奉命与崔浩共同编纂《国书》，因崔浩 “刊石立碑，暴露国恶” 获罪，牵连数百人。高允却因 “直书其事，无所隐避” 的坦诚打动太武帝，不仅免于刑罚，更被赞 “言词正直，此人情所难，乃能临死不移”。即便身居高位，他始终坚守 “不取非分” 的原则：文成帝曾赐他金银绢帛，他尽数分给宗族贫者；孝文帝想为他修缮府第，他以 “臣宅足以遮风避雨” 婉拒。《魏书・高允传》记载，他任中书令二十余年，“俸禄皆散于亲故，家无余财”。
这种廉洁并非刻意作秀，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态度。高允晚年主持太学，见学生中有家境贫寒者，便 “减己之食以资之”，自己却常 “一日仅一餐”。他在《诫子书》中写道：“衣食足则生淫逸，饥寒迫则守操难。吾虽贫，心自安，汝等当记：廉者，福之本也。” 渤海高氏族人将这些言行刻入祠堂石碑，形成 “高允遗风” 的家族记忆。
（二）“戒奢崇俭” 的家训雏形
高允的廉洁实践为高氏家训奠定了核心基调。《高氏家乘・祖训篇》记载，其孙高绰任洛州刺史时，首次赴任便带《高允诫子书》于身，在官署墙上题字：“俸外一钱，即非吾有。” 他任内 “革除贪腐，百姓安之”，离任时 “单车就道，唯有书籍数车”。这种 “为官清廉” 与 “持家节俭” 的双重坚守，构成高氏家族的独特伦理。
北齐时期，高氏族人高叡任定州刺史，遵循家训 “家有储粮，仅够三月”，将多余俸禄购置农具，赠给贫困农户。他在《与子侄书》中解释：“节俭非为吝，乃为守心。心不贪，则行不偏。” 从北魏到隋唐，渤海高氏出仕者达百余人，《北史》《新唐书》中记载的 “清廉” 事迹不胜枚举，形成 “高氏子弟，为官必廉” 的社会评价。
二、持家与从政：廉洁文化的双轨实践
（一）“节俭持家”：廉洁的家庭土壤
高氏家训将 “节俭” 视为廉洁的根基。《高氏家规》规定：“家中文绣不得过三，田宅不得逾百亩，子弟衣不得用绫罗，食不得过三荤。” 这种看似严苛的约束，实则是防止家族成员滋生贪欲的防线。
唐代高氏后裔高郢的《居家录》记载了日常规范：“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子弟需参与农耕或纺织；饭食剩余，必留待下一餐；衣物破则缝补，不可随意丢弃。” 他任宰相时，“妻自纺布，子自耕读”，被韩愈赞为 “高氏家风，近古所无”。这种将节俭内化为生活方式的实践，使高氏族人在物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 —— 正如《高氏家训》所言：“家不奢则心不贪，心不贪则为官不腐。”
（二）“清廉自守”：从政的行为准则
高氏家训对为官者有更严格的要求。《高氏家乘・官箴篇》明确：“受一文枉法钱，废终身廉吏名。” 北魏高显任徐州刺史时，有下属献玉璧，他掷璧于地：“尔以玉污我，我以廉治尔！” 随即弹劾其行贿行为。这种 “零容忍” 的态度，使高氏官员形成 “三不原则”：不接受私宴，不收受礼品，不干预司法。
明代高拱在《高氏家训序》中总结家族从政经验：“廉非一日之功，在于防微杜渐。见一钱如见猛虎，遇一宴如遇陷阱。” 他任内阁首辅时，“门无私谒，所荐皆廉能之士”，正是对家训的践行。从北魏到明清，渤海高氏未出现一位因贪腐被罢黜的官员，这种 “家族廉洁记录” 在古代士族中极为罕见。
三、《高氏家训》及注解
《高氏家训》
节俭篇：居家以俭为主，衣求蔽体，食求充饥，不必华美。布帛不完，可补而用；粟米不丰，可杂以杂粮。勿求珍馐，勿好华服，宴客不过四菜一汤，婚嫁不逾百金之费。
廉洁篇：为官当清，如明镜止水，不染尘埃。俸禄之外，一文不取；公堂之上，一碗水端平。见利思义，非义勿取，若贪一毫，愧对祖宗。
戒贪篇：贪如毒酒，饮之即亡；欲如烈火，焚之即烬。居官者当思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居家者当念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勿贪意外之财，勿恋非分之物。
修身篇：每日三省吾身：衣是否过华？食是否过丰？心是否有贪？晨起读《论语》《孝经》，夜卧思一日言行。以廉为宝，以俭为乐，心正则身正。
治家篇：家有规矩，如国有法典。家长需率先节俭，子弟需自幼习劳。勿使奴婢，勿蓄私财，兄弟共财，不分彼此。岁终盘点，盈余者济贫，不足者共省。
为官篇：上任先问民间疾苦，离任当留身后清名。办案需公，断狱需明，不徇私情，不避权贵。百姓送万民伞者，必是伪善；门庭若市者，定有隐忧。
教子篇：子七岁需教以 “廉” 字，示以高允画像，讲以贪腐败家故事。稍长，令其参与劳作，知物力维艰。不许入酒肆，不许交纨绔，不许言骄慢语。
传承篇：吾族以 “俭”“廉” 二字传家，非为守贫，乃为守心。富贵易求，廉名难得；一时之富，不如百世之名。子孙若忘此训，虽富贵亦为败家子。
注解
节俭篇：本条规定家庭生活的节俭标准，从衣食到婚丧嫁娶皆有约束。高允 “布被瓦器”、高郢 “妻自纺布” 皆践行此条。现代启示在于，家庭应建立理性消费观，如 “按需购买，拒绝浪费” 的极简生活方式，避免 “月光族”“透支消费” 等物质主义陷阱。
廉洁篇：明确为官者的廉洁底线，“俸禄之外，一文不取” 与现代 “公职人员不得收受礼品” 的规定相通。高显 “掷璧明志” 体现对非分之财的拒绝，启示当代公务员需筑牢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思想防线，如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戒贪篇：以比喻警示贪欲的危害，“一丝一粒，我之名节” 化用清代张伯行名言。高氏族人将此条刻于官印背面，作为时刻提醒。现代社会中，这启示我们警惕 “微腐败”，如企业人员拒绝 “回扣”，科研人员不弄虚作假，守住职业底线。
修身篇：强调日常道德自省，将廉洁内化为自觉意识。高允 “一日仅一餐” 却 “批阅不倦”，体现 “以廉为乐” 的精神。当代人可借鉴其 “每日三省”，如通过记廉政日记、参与警示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意识。
治家篇：构建节俭型家庭治理模式，“兄弟共财”“盈余济贫” 体现家族互助精神。这与现代 “家庭财务公开”“公益家庭” 理念相通，如定期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开支，全家参与慈善捐赠，培养共同的价值观。
为官篇：提出为官者的政绩观，反对 “表面工程”。高叡 “赠农具于农户” 的务实作风，启示当代官员应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如聚焦民生实事，杜绝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教子篇：将廉洁教育融入家庭教育，“示以高允画像” 是具象化的德育方式。这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是，通过讲述廉洁故事、参观廉政基地，让孩子从小树立 “清廉光荣、贪腐可耻” 的观念，如学校开展的 “廉洁文化进校园” 活动。
传承篇：强调 “俭”“廉” 作为家族精神核心的永恒价值。渤海高氏千年不衰，证明廉洁文化比物质财富更具传承力。现代社会可借鉴其经验，如设立 “廉洁家庭” 评选，将家风建设纳入社会治理，形成 “以廉为荣” 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跨越千年的廉洁启示
站在渤海高氏故里的祠堂前，那方刻着 “节俭持家，清廉自守” 的石碑，历经风雨却字迹如新。高允与后世族人用一生实践证明：廉洁不是刻意的苦行，而是自然的生活态度；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精神追求。从 “布被瓦器” 的简朴家风到 “俸禄之外一文不取” 的为官准则，高氏家训构建了 “家庭节俭 — 个人廉洁 — 社会清明” 的逻辑链条，揭示出 “家风正，则政风清” 的深刻道理。
在反腐倡廉常态化的今天，高氏家训的启示愈发清晰。它告诉我们：廉洁文化的培育，始于家庭的 “一粥一饭”—— 当孩子从小参与劳作，便懂得 “物力维艰”，自然不会滋生贪欲；廉洁从政的坚守，成于日常的 “一丝一粒”—— 当官员牢记 “非义勿取”，在每一次诱惑面前守住底线，便不会滑向腐败深渊。高允曾言：“廉者，政之本也；俭者，廉之基也。” 这种 “以俭养廉” 的智慧，正是破解 “前腐后继” 难题的文化密码。
从北魏平城的土屋到当代的廉政教育基地，从高氏家训的竹简到新时代的廉洁准则，变化的只是廉洁实践的形式，不变的是对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的追求。当我们在家庭中践行 “光盘行动”，在工作中拒绝 “人情往来”，在社会上参与 “廉洁监督”，我们都在续写着高氏家训的当代篇章。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节俭持家，清廉自守” 的精神，永远是照亮文明进程的不灭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