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的一个清晨，北京某幼儿园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呼。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揭开保温箱，一颗颗乳白色的糖丸散发着奶香 —— 这是无数中国孩子童年记忆里的甜。很少有人知道，这颗承载着希望的糖丸背后，藏着一位医者用生命赌出来的传奇。1959 年，34 岁的顾方舟瞒着妻子，将刚满 1 岁的儿子喂下了未经验证的脊髓灰质炎疫苗；1962 年，他带领团队研制出 “糖丸” 疫苗，让中国成为全球最早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国家之一。这位 “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 用 8 年时间，为亿万儿童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生命防线。
顾方舟：“糖丸” 里的脊髓灰质炎终结者
一、临危受命：从病毒学家到 “疫苗猎人”
1926 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的诊所在战乱中被炸毁后，年幼的他目睹了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到没命” 的人间疾苦。1944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毕业典礼上宣誓：“为亿万同胞的健康，愿效犬马之劳。”1955 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短短几个月内，1680 名儿童突然瘫痪，其中多数死亡。这种被称为 “小儿麻痹症” 的疾病，会破坏神经细胞，导致终身残疾，当时尚无特效药。疫情传到北京时，顾方舟正在苏联学习病毒学，他在日记中写道：“病毒不等人，祖国的孩子在等我。”
1957 年，31 岁的顾方舟奉命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脊髓灰质炎研究组。当时，国际上有两种疫苗方案：美国索尔克的灭活疫苗（需注射，成本高）和萨宾的减毒活疫苗（可口服，成本低）。顾方舟分析国情后决定：“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只有活疫苗才能快速覆盖。” 但减毒活疫苗有潜在风险 —— 可能在人体内恢复致病性。国外文献记载，每百万剂疫苗可能导致 1 例瘫痪，这让团队陷入犹豫。
1958 年，顾方舟带队在云南楚雄建立疫苗研制基地。那里远离城市污染，却也意味着艰苦的条件：实验室是土坯房，培养病毒用的是装过煤油的瓶子，恒温箱是用木炭火加热的木箱。“顾所长总说，病毒在显微镜下不会因为条件差就变温柔。” 当年的助手回忆，顾方舟常常在实验室待到深夜，显微镜下的病毒颗粒照片贴满了他的宿舍墙。
二、以身试药：父亲的赌局与疫苗的诞生
1959 年，首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在猴子身上试验成功，但要进入人体试验，需要志愿者。顾方舟第一个报名：“我是所长，我先试。” 他瞒着怀孕的妻子李以莞，吞下了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血液检测显示抗体生成正常。但他知道，成人免疫力强，疫苗对儿童是否安全仍未可知。
那天晚上，顾方舟看着摇篮里刚满 1 岁的儿子顾烈东，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他把疫苗混在牛奶里，喂给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我不敢告诉妻子，怕她担心，更怕她阻止。” 多年后，顾方舟在回忆录里写道，“作为医生，我知道风险；但作为父亲，我更知道如果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这辈子就毁了。”
随后的一个月，顾方舟每天观察儿子的体温和活动，夜里常常惊醒。直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他才向团队宣布：“我的儿子试过了，安全。” 研究组的 19 名成员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试验，最终 400 名儿童的接种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有效。1960 年，首批液体疫苗在江苏、上海等地紧急接种，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 液体疫苗需要冷藏保存，在冷链薄弱的偏远地区，疫苗常常在运输途中失效。
三、甜蜜革命：从液体疫苗到 “糖丸” 的蜕变
1962 年的一个深夜，顾方舟在云南的实验室里盯着凝结的疫苗发愁。液体疫苗在当时的条件下，常温放置超过 4 小时就会失效，而中国农村的土路颠簸，很多孩子根本等不到疫苗。“能不能像水果糖一样，把疫苗做成固体？” 这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他带着团队开始了 “甜蜜的试验”：将疫苗与奶粉、奶油、蔗糖混合，反复测试配方。最初的糖丸要么太硬无法溶解，要么太软容易融化。顾方舟让食堂师傅帮忙调整比例，甚至亲自品尝不同温度下的口感变化。“顾所长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一排糖丸，有的甜，有的涩，他说要找到孩子最愿意接受的味道。” 助手记得，有次试吃时他血糖骤升，差点晕倒在实验室。
经过 130 多次试验，“糖丸” 疫苗终于诞生：用奶粉、奶油做基底，将疫苗病毒滴度控制在最适宜的水平，冷冻干燥后制成直径 5 毫米的小球。这种疫苗在 20℃下可保存 12 天，2℃-8℃下能保存 5 个月，完美适应了中国的运输条件。更重要的是，甜美的口感让孩子们不再抗拒接种 —— 在河北某农村，曾经需要三四个人按住孩子才能注射疫苗，改用糖丸后，孩子们主动排队领取，接种率从 60% 跃升至 95%。
1965 年，“糖丸” 疫苗在全国推广。顾方舟带着团队跑遍 29 个省市，培训基层医生如何保存、分发疫苗。在西藏墨脱，他们跟着马帮走了 7 天 7 夜，把疫苗送到珞巴族孩子手中；在海南黎族村寨，他们用芭蕉叶包裹疫苗，防止高温失效。到 1977 年，全国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下降了 97%。
四、终结之战：从最后一例到全球认证
1994 年 9 月，湖北襄阳市报告了中国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顾方舟带领专家组赶赴现场，连续工作 48 小时，确认病毒来源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化免疫。那年冬天，全国掀起了 “服糖丸” 热潮，街道干部、老师、家长齐上阵，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种。顾方舟在零下 10 度的东北农村，亲眼看到志愿者把糖丸揣在怀里，用体温融化后喂给襁褓中的婴儿。
2000 年 7 月 2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在签字仪式上，74 岁的顾方舟颤抖着写下自己的名字。当记者问他最想感谢谁时，他指向台下的白发老者：“是当年和我一起喂孩子吃疫苗的战友们，是信任我们的千万父母。”
顾方舟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个特殊的相框：里面没有照片，而是一颗用树脂封存的 “糖丸”。他常对学生说：“这颗糖丸里，装的是医者的良心。” 他培养的 300 多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其中不乏中国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
五、永恒的甜：藏在记忆里的生命礼赞
2019 年 1 月，顾方舟在临终前留下遗愿：“把我的骨灰撒在云南楚雄的疫苗研制基地，那里有我最牵挂的事业。” 他的床头，放着一本翻破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学》，扉页上写着：“为孩子们做件实事，值了。”
如今，“糖丸” 已逐渐被更高效的灭活疫苗替代，但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那抹奶香仍带着温度。2025 年，“顾方舟纪念馆” 在云南开馆，展柜里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显微镜、手写的疫苗配方，还有一封位母亲的感谢信：“1963 年，您给我的孩子喂下糖丸，现在他的孩子也长大了。”
从实验室里的冒险，到传遍全国的甜，顾方舟用一生诠释了 “大医精诚”。他说过：“医生的战场不在手术台，而在疾病发生之前。” 这颗糖丸里的甜，是无数家庭的安心，是一个民族对生命的敬畏，更是一位医者用赤子之心酿造的 —— 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