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巴黎居里实验室的暗房里，29 岁的何泽慧盯着显微镜下的核乳胶片，指尖在胶片边缘微微颤抖。这片涂着溴化银的玻璃片上，四个清晰的裂变径迹如星光般绽放 —— 她成为世界上首位观测到铀核四分裂现象的科学家。当这个发现登上《自然》杂志封面时，主编特意加注：“这项突破来自一位中国女性。” 从塞纳河畔的实验室到青海湖畔的核试验基地，从铀核裂变的微观世界到 “两弹一星” 的宏大工程，何泽慧用一生的坚守，为中国核物理撑起了一片天空，成为当之无愧的 “巾帼脊梁”。
何泽慧：铀核裂变发现者与中国核物理的巾帼脊梁
巴黎惊雷：击碎玻璃天花板的核裂变
1936 年，20 岁的何泽慧带着一箱德文物理著作登上赴德邮轮。这位出身苏州望族的姑娘，是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生。当时的欧洲核物理界流传着一句话：“女性的手太抖，不适合做精密实验。” 但何泽慧在毕业论文中就展现出惊人天赋 —— 她设计的 “一种测量电子电荷的新方法”，将测量精度提升了三个数量级。
1943 年，何泽慧转赴巴黎居里实验室，师从诺贝尔奖得主伊雷娜・约里奥 - 居里。在这里，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钱三强，两人在研究铀核裂变的过程中结为科学伴侣。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铀核裂变是 “二分裂”，何泽慧却在实验中发现异常：有些裂变径迹呈现对称的四叉形态。为验证这一猜想，她连续 48 小时守在云雾室旁，记录了 2000 多张核乳胶照片，最终在 1946 年确认铀核在中子轰击下可分裂为四块碎片，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理论。
当她在法国物理学年会上公布成果时，有男性同行质疑：“会不会是观测误差？” 何泽慧平静地展示了 176 次重复实验的数据，反问：“误差会重复 176 次吗？” 这场辩论后来被写入《核物理史》，成为女性科学家打破性别偏见的经典案例。约里奥 - 居里评价：“何的眼睛能捕捉到原子级的细节，她的大脑能构建新的物理图景。”
归国铸剑：陋室里的原子核乳胶革命
1948 年春，何泽慧与钱三强放弃法国的优渥条件，带着几箱核物理仪器回到祖国。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面对的是 “三无” 困境：无专用设备、无防护设施、无实验材料。何泽慧在日记里写道：“法国的实验室有恒温恒湿的环境，而我们的‘恒温箱’是煤炉，‘防护罩’是铅皮罐头盒。”
原子核乳胶是核物理研究的 “眼睛”，当时完全依赖进口，一片 8×10 英寸的乳胶片价格相当于一名教授的月薪。何泽慧带领团队从零开始研制：在王府井的化学试剂店搜罗原料，用家用缝纫机改装涂布机，在防空洞里建立暗房。她发现加入明胶能提高乳胶的灵敏度，反复试验不同浓度配比，最终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核乳胶，分辨率达到 0.5 微米，接近国际水平。
1955 年，在河北怀来的核试验场，何泽慧研制的乳胶片首次用于探测中子能谱。当她在暗房里看到清晰的粒子径迹时，激动得忘了摘下防护手套就去擦眼镜。这项技术后来成为 “两弹一星” 工程的关键基础，使中国在核数据测量领域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钱三强曾说：“没有何泽慧的核乳胶，我们的核物理研究至少要推迟十年。”
氢弹攻坚：1965 年的数据战场
1965 年盛夏，青海 221 基地的计算室里，49 岁的何泽慧正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墙上的标语写着 “向国庆十七周年献礼”，桌上堆满了算纸和手摇计算机 —— 他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氢弹引爆的关键数据计算，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第一颗氢弹能否按期试爆。
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 “热核材料压缩比” 的精确计算。传统方法需要解七维输运方程，即使动用全国仅有的三台电子计算机，也需要半年时间。何泽慧提出 “降维近似法”：通过物理模型简化，将七维方程降为三维，同时设计 “分步迭代” 算法，让手摇计算机也能参与运算。她把团队分成 24 个小组，每组负责一个参数区间，自己则承担最复杂的聚变反应截面计算。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何泽慧住在计算室旁的铁皮房，每天工作 18 小时。一次突发高烧，她躺在行军床上仍指导学生：“第 17 组的截面数据异常，可能是积分区间取错了。” 最终，他们提前 15 天完成计算，给出的压缩比数据与后来的试爆结果误差仅 0.3%。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何泽慧正在整理数据，她平静地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五角星，标注 “任务完成”。
这段经历最能体现她的战略眼光。当有人主张直接借鉴苏联的计算模型时，她坚持 “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出：“别人的参数再好，也适应不了我们的试验环境。” 这种自主创新的理念，成为中国核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
巾帼担当：核物理界的 “定盘星”
在男性主导的核物理领域，何泽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性别意识。1956 年，她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特意加入 “培养女性核物理人才” 条款，推动成立中国第一个女子核物理研究小组。她常对学生说：“实验室里没有男女之分，只有精度之别。”
她的科研风格兼具女性的细腻与科学家的严谨。在测量铀 - 235 的裂变截面时，她要求团队记录 “环境温度每变化 1℃的修正值”，这种极致追求使中国的测量数据成为国际标准。1972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比对测试中，何泽慧团队的数据与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的偏差最小，被定为 “国际比对基准”。
作为母亲，她创造性地平衡家庭与事业。在 221 基地工作时，她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在实验室附近，女儿的玩具箱里放着微型算盘和元素周期表卡片。女儿钱民协后来回忆：“妈妈教我数数时，用的是原子序数；给我讲睡前故事，说的是粒子如何‘跳舞’。”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钱民协后来也成为核物理专家。
布衣院士：最后的实验室灯光
1992 年，76 岁的何泽慧仍坚持每周去高能物理研究所上班。她拒绝了所里安排的专车，每天挤公交车往返，说：“国家的汽油要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在办公室里，她的书桌与 50 年代的样式无异，唯一的 “现代化设备” 是放大镜和计算器。
晚年的她将研究重心转向宇宙线物理，80 岁时还带队去西藏羊八井观测站。在海拔 4300 米的高原上，她亲自检查探测器的安装精度，学生想扶她，被她推开：“我的手比你们稳。”2000 年，她发表最后一篇论文《高能宇宙线的直接观测》，提出的 “多信使探测” 理念，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011 年 6 月 20 日，97 岁的何泽慧在医院溘然长逝。遵照她的遗愿，骨灰撒在青海湖 —— 那里曾是她工作过的核试验基地。她的遗物中，有一个磨损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从巴黎居里实验室的铀核四分裂，到青海湖畔的氢弹数据，何泽慧用一生诠释了 “巾帼脊梁” 的深刻内涵。她不仅打破了性别与国界的双重壁垒，更在中国核物理的空白处绘制了宏伟蓝图。正如钱三强所说：“她的眼睛能看见原子的轨迹，她的心能装下祖国的天空。” 这位 “中国的居里夫人” 留下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精确数据，更是一种 “扎根大地、仰望星空” 的科学精神，永远照耀着中国科技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