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7 月，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的云雾室里，32 岁的钱三强盯着屏幕上闪烁的粒子轨迹，忽然屏住了呼吸。两条清晰的裂变径迹旁，竟还有一条纤细的亮线 —— 这意味着铀核裂变时，除了常见的二分裂，还存在三分裂现象！当他把实验数据拿给导师伊雷娜・约里奥 - 居里时，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惊叹：“这是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中国人了不起！” 此时的钱三强不会想到，十年后，他将带着这项足以改变世界核物理研究格局的成果回到祖国，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为中国核科学筑起第一块基石。从巴黎实验室的微观世界到中国核事业的广阔天地，这位 “中国原子弹之父” 用一生的耕耘，诠释了何为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 的核科学奠基路
一、巴黎求学：在居里实验室点燃核物理之光
1913 年，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家中的书房里，《科学》杂志与古籍堆满书架。少年时的他最爱听父亲讲 “格物致知” 的道理，1932 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更是在叶企孙、吴有训等名师的指引下，迷上了探索物质微观结构的核物理。1937 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赴法留学资格，成为居里实验室首位中国研究生，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和伊雷娜・约里奥 - 居里夫妇。
在巴黎的九年，钱三强沉浸在核物理的前沿研究中。他每天工作超过 14 小时，在云雾室和计数器前记录下数万组数据。1944 年，他与同为物理学家的何泽慧结婚，这对 “核物理夫妻” 在实验室里并肩作战，常常为了一个轨迹图像争论到深夜。1946 年的那个夏日，他们共同发现的铀核三分裂现象，不仅修正了传统核裂变理论，更让中国学者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国际核物理研究的核心领域。约里奥 - 居里评价：“钱三强的发现，为人类理解核裂变机制打开了新窗口。”
当时的钱三强已成为居里实验室的核心研究员，拥有独立的研究室和优渥的待遇。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多次挽留他：“留在这里，你能更快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始终记得临行前吴有训的嘱托：“中国的核科学需要种子，你要把根扎回去。”1948 年，他婉拒导师的挽留，带着装满实验数据和仪器图纸的行李箱，与何泽慧一同登上了归国的邮轮。甲板上，何泽慧问他：“回到战乱后的中国，可能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你不后悔吗？” 他望着东方的海平面：“有人才，就有实验室；有祖国，就有方向。”
二、归国创业：在废墟上搭建核科学实验室
1949 年的北平，钱三强走进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原子能研究所），眼前的景象令人心酸：几间破旧的平房，唯一的 “先进设备” 是一台缴获的日军旧计数器，连做实验用的铀盐都要从国外偷偷购买。他却笑着对首批招募的 10 名青年说：“居里夫妇发现镭时，实验室也是漏雨的棚屋。条件差不怕，怕的是没有探索的勇气。”
钱三强的 “创业” 从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建实验室：他带着团队修复旧设备，用罐头盒制作简易探测器，甚至亲手打造铅防护屏。1950 年，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关村诞生，虽然只有 3 间房，却能开展基本的核反应实验。
找材料：为了获得研究用的放射源，他四处奔走，从医院借来废弃的镭疗针，从地质部门收集铀矿样品，甚至说服苏联专家赠送了少量铀盐。
译资料：他组织团队翻译了《核物理导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著作，这些油印的译本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第一批教科书。
1955 年，中央决定发展核工业，钱三强被任命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立刻制定出 “人才优先” 的策略，在全国高校选拔物理系学生，开设 “核物理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有后来的 “两弹一星” 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他亲自授课，在黑板上画出铀核裂变的示意图，告诉学生：“核物理是双刃剑，能造武器，更能造能源，我们要让它为祖国服务。”
为了培养实战人才，钱三强还力主建立 “堆物理实验室”。1958 年，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建成时，他连续 72 小时守在控制室，记录下反应堆临界的每一组数据。当功率达到设计值时，他对身边的年轻人说：“这不是终点，是中国核科学的起点。”
三、科研突破：为 “两弹一星” 筑牢理论根基
钱三强深知，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核应用就是空中楼阁。他带领团队在两个方向同时攻坚：
在理论研究上，他深入探索铀核三分裂的机制，提出 “三分裂概率与激发能关系” 模型，为后来的裂变武器设计提供了关键参数。1956 年，他在《物理学报》发表的《铀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论文，成为中国核物理界第一篇被国际广泛引用的文献。
在技术应用上，他推动放射性同位素的研发。1957 年，原子能研究所成功研制出碘 - 131、磷 - 32 等同位素，应用于医学诊断和农业育种。钱三强亲自带着同位素样品到协和医院，指导医生开展甲状腺疾病治疗，他说：“核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国防，更在于民生。”
1960 年，原子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钱三强担任技术总负责人之一。他组织了 “攻关小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核燃料提纯、引爆装置设计等难题。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裂变截面数据，他和团队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 40 天，用手工计算处理了上万组数据，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邓稼先回忆：“三强先生的办公室灯总是最后熄灭，他的抽屉里永远放着馒头，饿了就啃一口，继续算。”
1964 年 10 月 16 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钱三强正在北京的实验室里整理数据。当电话那头传来 “成功了” 的消息，他久久说不出话，只是一遍遍地抚摸着桌上那张泛黄的巴黎实验室照片。这朵蘑菇云里，凝结着他和团队二十多年的心血 —— 从最初的核物理基础研究，到培养出 23 位 “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他用扎实的根基，托举起中国核事业的腾飞。
四、育才之道：甘当核科学的 “铺路石”
“我最大的贡献，不是发现了三分裂，而是培养了一批能撑起中国核事业的人。” 钱三强常对人说。他的育才之道，体现在三个 “舍得” 上：
舍得把机会让给年轻人。1950 年代，他主动把原子能研究所的重要课题交给刚毕业的邓稼先、周光召，自己则承担起后勤保障和对外协调的工作。有人不解，他说：“科学研究像接力赛，我跑第一棒，就要把棒稳稳地交给下一棒。”
舍得花时间带学生。他的办公室门永远向年轻人敞开，无论多忙，都会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学生于敏曾回忆，自己一篇关于中子输运理论的论文，被钱三强用红笔修改了 17 处，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先生说，做核物理研究，差一个小数点都可能出大问题。”
舍得把资源投入教育。1958 年，他推动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亲自编写教材，每周挤出时间去授课。他还倡议设立 “核物理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自己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三分之一注入基金。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先后建立了 12 个核物理专业，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近万名人才。
晚年的钱三强仍牵挂着人才培养。1990 年，87 岁的他还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的评审，在看到一篇关于可控核聚变的论文时，兴奋地对助手说：“这孩子有想法，要好好培养。” 他的书桌里，始终放着一本通讯录，上面记着数百名学生的联系方式，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他亲手标注的研究方向和进展。
五、初心如磐：核科学领域的精神灯塔
钱三强的生活极其简朴，一件中山装穿了十几年，吃饭总是一荤一素。但他对科研却十分 “慷慨”，1956 年获得的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奖金，全部用来购买核物理书籍，捐赠给研究所图书馆。他说：“科学家的财富不是金钱，是知识和责任。”
1992 年，钱三强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中国的核科学，既能保卫国家，又能造福人民。” 这句话成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指南针 —— 如今，中国不仅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更在核电、核医学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核物理实验室。
在原子能研究所的陈列室里，保存着钱三强用过的计算尺和实验记录本。记录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他 1948 年归国前的一段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的事业必须扎根在祖国的土壤里。” 这句话，刻在每个中国核科学工作者的心上。
从巴黎居里实验室的年轻学者，到中国核科学的奠基者，钱三强的一生，是中国核事业从无到有的缩影。他用严谨的科学精神，为祖国筑起了核盾牌；用无私的育才之心，为科学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如今，当 “人造太阳” EAST 装置实现持续运行 403 秒时，当 “华龙一号” 核电技术走向世界时，我们依然能看到钱三强那束穿越时空的光 —— 那是科学的光，是爱国的光，是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希望之光。
